作为一名办案近二十年的法官，有些案件可能你很难回忆起办案经过，但有的案件的办案经过你却一辈子都忘不了，连当事人的姓名、相貌特征都会在脑海中留下磨不去的印痕，我是有这种体会的。
前一周的一天傍晚，在芷江龙津风雨桥东头的和平广场散步，我碰到了一个在城里打工外号叫疤子的人，使我又再次想起了一刑事自诉案件的办案过程和其中的让人感慨的人和事。
外号叫疤子的人真名叫杨全能，他家三兄弟，大哥杨全智，二哥杨全发，算上一个姐姐，杨全能排行最小。案件的发生就从三兄弟的关系说开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九八二年，生产小组将一块晒谷坪分给杨全智和杨全发，当时不计面积宽窄，只说以晒谷坪中的一条路为界，杨全智占东头，杨全发占西头。晒谷坪中的这条路是人畜都走的路，时间一久，这路的形状自然就不会不变，而这路的偏差，则引出了一件群体性斗殴事件。
一九九六年秋季，正是稻谷收割的季节，杨全智的亲戚朋友十多人来帮忙打谷子，杨全发家的亲戚朋友也是十多人来帮忙打谷子，双方的亲戚都包括有内兄内弟、亲家女婿及三朋四友。农村人一般是早上出工打一担谷子回来再吃早饭，两家人都是这样安排工夫。回来吃早饭自然是先将谷子挑到晒谷坪，在家准备好了早饭的女同志才去晒。这一次两家的女人为争界线就骂开了，继而双方帮忙的人也参与进来评理，理评不好则罢，双方口头上带出不太在意的脏话，进而引起推搡、群殴，当时就打断了几根竹扁担，四个人挂彩倒地，其中包括杨全智的儿子和女婿、杨全发的两个儿子，亲戚见场面闹出了大事，把自家亲戚送到医院住院后自然想到不可能有闲心打谷子了，就返回了自己家。
杨全智、杨全发和杨全能三兄弟住在一处，屋挨着屋，等杨全能知道这件事从田里赶回家时，受伤的人早已送到了医院，杨全能的爱人却始终在现场，她是唯一具有高度证明力的证人。
一个月后，住院的四个人陆续出了院。双方都向法庭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四个人均有法医学鉴定，均为轻伤。
接到起诉状，作为庭长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固定证据，我叫上书记员小补随我一同去当事人的双方家进行调查。进行调查却异常艰苦，山路如蛇般往山上绕，看得见了房子却还得走老半天，我是农村长大的人，对于走这陡峭的山路虽然觉得吃力，但小补是城里长大的人，很少做体力活，因此只是一路叫苦，我们只好走走停停。当进入实质调查的时候才发现，双方家的人总是各说各的理，杨全能人直率，但又不在打架现场，不存在作什么证，他的爱人始终在现场，但又嘴巴铁紧，不肯吐露半个字，我和小补调查来调查去没一个结果，只好下山返回法庭。过了几天，杨全能喊上他在县税务局的姐夫到法庭找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关人，说把人一逮捕，双方矛盾将会更尖锐，并表示愿意配合法庭做工作。听他这么一说，我知道他对法律知识还是懂一些的，因为刑事自诉案件在自诉人不同意就刑事部分撤诉的情况下，是可以逮捕人的。其实审判委员会对这起案件初步进行了研究，意见是如果民事部分调解达不成协议，则对被告人实施逮捕。从内心上讲，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采取这一措施。杨全能与其姐夫的这一要求，其实正合我的心意，我当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调解的这一天，双方当事人不是头缠着纱布，就是手绑着石膏夹板，一个个如战场上下来的伤兵。
杨全智来了、杨全发来了，杨全能与他爱人、姐夫全来了，法庭内外有近四十多人。
法庭调解时，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在指责对方先骂娘、先动手，吵得不可开交，当时人多，我担心一旦双方争执起来调解的难度就会变大，亦或会调解失败。面对这一乱糟糟的局面，我立即终止面对面调解，进而转向背对背调解。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杨全智和杨全发在双方打架时都不在现场，虽然他两个性格同杨全能一样直率，但只听到一面之词，总认为自己这方占理，如果他们两位老人清楚了谁是谁非，调解工作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但目击证人又只有杨全能的爱人，他爱人又不愿当面作证，这就有点让人头痛，虽然法律上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她的难处。杨全能父母过世较早，所以全能结婚都是哥嫂给打理的，面对这种“长兄如父，长嫂如娘”的家庭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她作证的难处。但这一关不打破，案件始终调解不下去。我将杨全能的姐夫喊到一边，让他问一下杨全智和杨全发，是否同意弟媳作证。得到双方的同意后，我又将杨全能两口子找来做工作，说两位哥哥希望她讲实话。杨全能也给他爱人做工作，说既然两个哥哥都同意，就实事求是讲，对于他们打架的几个人，自己还是长辈，调解好了不是害他们，而是关心他们，杨全能的爱人经不住我们做工作，也就同意了。我自然是抓住这个机会边问边要小补作调查记录，只许杨全智和杨全发在一旁听，其他人一律回避。调查一结束，我紧接着背靠背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自然是要求杨全智、杨全发、杨全能与其姐姐协同我一同做工作，杨全智和杨全发对引发纠纷的原因心中有了底，所以做工作时态度和缓了许多。经过多轮工作，最终使民事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就刑事部分撤诉。
案件到此看似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双方当事人及家人都很快散去，作为案件承办法官的我，也自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与小补在镇政府食堂吃早饭，杨全能与其姐夫又找到我，说请求我给晒谷坪划一个界画线，避免今后再发生打架的事。在一起吃早饭的镇政府干部一听他这么说，三三两两都笑了起来，有的说划个界线吗村干部和镇驻村干部就可以办，何必还喊杨法官去，打架的纠纷吗已经处理好了，争晒谷坪又不打官司。全能的姐夫说，他们只相信杨法官，并表态只要杨法官划定了，不管合不合理，都服。我向他们表态，暂时不答复，等向院领导请示后再答复。我叫小补回办公室打电话向主管法庭的钟副院长请示，钟副院长表态，为了彻底化解矛盾，可以答应当事人的请求。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走一趟，杨全能和其姐夫自然是高高兴兴回去了。
第二天，趁早上凉快，我与小补不到六点钟就起了床，翻山越岭又到了杨全能家。实际上我们还在半山腰，就看到有人在朝山腰看，我不知道是谁家的人，估计双方当事人家庭的人都有，但我敢肯定，那目光饱含着期盼。
到达目的地，双方当事人包括杨全能都争着拉我与小补去吃中饭，实际上小补和我早饭都还没吃，我说我们得先解决问题，吃饭暂时放在一边，杨全能说你来了就解决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自然得按我的思路开展工作，我叫杨全能去把老组长和老会计叫来，杨全能腿脚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喊来了老组长和老会计，这时我要求当事人双方家庭成员全部回避，不到现场干扰。老组长和老会计将原先的路的位置标明后，我与小补便用带棱的大石块在晒谷坪老路两端各立了一块。之后，征求双方家人的意见，双方表示满意。
问题彻底解决，我与小补便抽脚下山，结果被他们这个大家庭的人围的围、拉的拉、推的推，说无论如何都要吃了中饭再走，说实话，我与小补早已饥肠轱辘，但法院干警又受纪律约束，不能接受当事人请吃，何况在哪家吃，对方都清楚，反响肯定不好，还是杨全能的姐夫明事理，朝当事人说：“杨法官他俩不去你们家吃饭，在全能家吃就行。”其实杨全能早把小补抱起，生怕他走脱。看这阵势，我知道不吃他一餐饭他会不好受，我也绝对走不脱，便干干脆脆答应了下来。
一进杨全能堂屋，七手八脚就将小补和我推到上席坐定，不容分辩退让，他又将他大哥、二哥喊来，安排坐下席，将参与打架的大哥的儿子和二哥的大儿子叫了来一边一个坐在陪席，坐下下席，杨全能和他姐夫也是一边一个坐在陪席，八个人就这样坐了满满一桌。我用眼光示意小补，今天这餐饭可能还有戏。果不然，一场好戏又开始了。
杨全能叫两个侄子各执一把壶将杯子斟满酒，便说：“今日我既高兴，也难过，高兴的事就是纠纷解决得于事于铁（‘于事于铁’为当地土话，意为‘圆满’）。难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闹了一个大笑话，让全村全镇的人都晓得了我们的丑名声。”说到这，杨全能话声沙沙地哽咽着，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又将头向后仰了一下，意思是不让满眼眶的泪流下来，静了几秒钟上，他接着说：“我们这个大家庭，从公（‘公’为当地土话，意为‘爷爷’）几兄弟下来将近一百号人，口角言语有过，但像你们这样下狠手的没听讲过。没有人进班房（坐牢），没有人出过丑，这一回要不是有杨法官调解，我们这个大家庭可能就有几个人进了班房。”说完这句话，他略一抬头长长舒了一口气。杨全能的两个侄子眼都不愿抬、头低得很低很低，我想杨全能这几句话使他们内心变得沉重了起来。
杨全能的姐夫老龙说：“这起纠纷能够彻彻底底解决，真要感谢杨庭长和补法官，要不是问题就搞大了。对于你们年轻人，应该是个教训，你两个晚辈今天该向杨庭长和小补敬杯酒，表示感谢。”全能的两个侄子抬起头伸手端杯站起来，欲向我和小补敬酒。我说：“先别敬酒，都坐下。”两人犹豫了一下，就真的放下酒杯落了座。我接着说：“说句实话，事情办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今天看到你们能坐在一起，从内心来讲我也感到高兴，这说明你们内心有了一层希望对方谅解的意思，也说明你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你们两个面对你们的父母、叔伯、姑爷，你们是晚辈，但你两面对自己的子女，又成了长辈，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应该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的，是最应该做一些让小孩学习，让老人赞扬的事的，如果像你们几个的性格，如何能给子女做榜样，如何能不让父母揪心？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如果做什么事都凭着性子来，没有约束，那还不闹翻了天？你们也知道，这件事调解不好的话，后果会是什么。”两位年轻人惭愧地低着头，也似有悔意。我为了达到尽早让他们家庭团结和睦的目的，告诫他们要学会宽容和忍耐，于是我接着又说：“惹祸很容易，就比如你们闹出的这档子事，不过就是几句话听着不顺耳引起的，但解决起来就不仅仅是一句话能摆平的事，双方一动手，得到了什么实惠，花了医药费不说，双方还挨了痛。所以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生意永远都是亏本的，那就是打架扯皮。会低头的人，就永远不会撞到矮门，狂妄的人，门即使高，他也会撞得到。人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也该检讨一下自己。一个人如果将无理的事硬要说成有理，明显知道自己占着别人的利益而硬要说所占利益就本该是自己的，你让他一让，我想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是不会得到安稳的，反而会成为让心无法安稳的负担。”在坐的人不住地点头。我接着又说：“遇到纠纷，就得想办法化解纠纷，双方协商不成就可以向相关组织、部门申请解决，不能一个纠纷没解决又制造出一个新的问题，像你们这样还闹出一个大问题出来，你们说这是化解矛盾的方法吗？这是添乱！”两位参与打架的当事人这时都表态说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我认为我的一席话基本上达到了教育人、感化人的目的。
事隔多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无从知晓，这次偶然碰见杨全能，一向他打听，他说早已和好如初，栽田打谷都还互相换工。并说如果不是我和小补将案件调解成功，真就逮捕几个人的话，不光他们之间有仇恨，隔代仇都会有。听到他这么一说，我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