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再度回到5月12日下午那个揪心的时刻。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电视镜头，都把我们带回到汶川、北川、青川，带回到灾难发生的现场。

    我们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伤亡极为惨重的北川中学，选择了这个日子举行开工典礼，在全球华侨华人的集体援手下，一个高标准的学校即将在北川县的新址诞生。

    这是一个象征：去年此刻，北川中学倒下了；今年此刻，北川中学重新站起。而这站起，并非简单的恢复，它的设计标准、安全系数、教学环境、高新技术含量，都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有灾区的干部感叹，灾后重建，把灾区一些地方的建设标准提升了20年。

    不仅仅是北川中学，还有更多的新房正在建设，或已经落成，甚至已经住进了灾区饱经磨难的百姓。现在的灾区，是一片广袤的大工地——中小学校舍、县乡医院等公共设施，经由对口援建的省份的资金支持和科学规划，正在或即将高标准建成。而百姓们则靠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对口省份的援手，也靠着自己的胼手胝足，他们如曾经惊飞的燕子，在安心筑自己的“新巢”……

    大灾大难之后的一年，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极严峻的考验。这一年，汶川挺住了，灾区挺住了，中国挺住了。

    而挺住汶川的重要因素，除了中华民族心手相连的惊人凝聚力，除了灾区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还有中国改革的丰硕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使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调动物质资源的能力，使中国的东部拥有了支持西部的珍贵机会。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伟人——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就睿智地作出了“两个大局观”的前瞻性安排，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我们不能不佩服小平同志从容智慧的战略布置和先见之明。事实上，在震后不久，决策层即提出“一省帮扶一个县”，安排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地震重灾区的19个县市的灾后重建——这一制度性安排，是对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观”的自然延续。这样的对口援建，其意义不独是为灾区的重建筹措了资金，也不独是对灾区重建才意义重大。

    来自东部的一位援建干部特别不能容忍所谓“救世主心态”，也怕听灾区人民道谢。他甚至觉得，是灾区在帮助东部，在鼓舞东部人民的“公民意识”。是的，在改革之初，考虑到地区差异、发展基础的差异，我们不得不先重效率，以税收等政策优惠，激励东部率先发展。现在，在民族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先富起来的东部，有义务有责任扶助灾区，扶助社会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口帮扶”政策，不仅仅是大爱无疆，也不仅仅是举国体制的优越，更是在走向全国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是让西部的灾区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甚至就是深化改革的一项制度安排。

    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东部扶助西部共同发展，按照“两个大局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已经箭在弦上。汶川大地震，给了一个令人痛楚的契机。

    汶川再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必由之路：将改革进行到底。